李江

 2000年4月，我研究生毕业来到方志出版社，正式开始了编辑生涯。

 站在今天回望这一路走来的15年，每一个阶段，都有一本有代表性和象征意义的书。

 入社第一年，我初审过一部镇志、一部年鉴、一部市志、一部专业志。从这四类我社有代表性的书开始，我了解和学习了志书、年鉴的体例结构，算是入门之书。

 2003年，在从全国年鉴业务培训班回来的火车卧铺上，我在上铺，与在中铺和下铺的两位北京市文化局的老先生一路聊天，火车到达北京之时，我也谈成了第一部自己组来的书稿——《北京文化艺术年鉴》。那一年，这部年鉴创刊，至今已在我社连续出版了12卷。这部书，是我第一次成功组稿之书。

 2007年，为了庆祝社科院建院30周年，院科研局策划出版大型开放性丛书——“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我有幸参与其中，担任了两部有分量大书再版的责任编辑。一部是考古所的镇所之宝，夏鼐先生主编的《新中国考古的发现与研究》。另一部是卞之琳先生所译的《莎士比亚悲剧四种》。在《新中国考古的发现与研究》再版过程中，我认真审读，与考古所的杨泓先生逐条核对疑问，甚至改正了原书中的一些硬伤。比如在原书的图片中，有一条图注文字为“西汉棉衣”，而图中的衣服是一件丝绸制品，我核查了相关资料，发现： “棉花的原产地是印度和阿拉伯。在棉花传入我国之前，我国只有可供充填枕褥的木棉，没有可以织布的棉花。宋以前，我国只有带丝旁的“绵”字，没有带木旁的‘棉’字。‘棉’字是从《宋书》起才开始出现的。可见棉花的传入，至迟在南北朝时期，但是多在边疆种植。棉花大量传入内地，当在宋末元初。”当我与杨泓先生核对时，杨先生十分开心地称赞我消灭了一处硬伤，因为此图确实是“西汉绵衣”。通过这样的核查，类似的错误经过这次再版大多改正过来，这部学术价值极高的大书更加完善了。

 2008年，院学部成立一周年之际，院机关党委决定编写《学问有道——学部委员访谈录》。社里决定把这部时间紧、任务重的大书交给我和另一位编辑一起操作。我们俩与作者通力合作，连续奋战8个月，没有休息过一个双休日，终于如期出版。2010年，此书获得中国出版界的最高奖——“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提名奖。

 2012年，海关出版社、中华书局和我社竞争中国海关历史上第一部通志——《中国海关通志》的出版工作。我们最终以较强的专业审稿能力获得了这个600万字、全6册彩印精装的大项目。经过三年艰辛努力，此书于2014年8月完成出版工作。通过这部大书，我体会到必须依靠作者、全社各部门的通力合作，才能成就精品。

 2014年，根据社里布置的任务，我开始着手《中国名镇志丛书》的选题策划工作。这是一部创新的志书，定位是方志普及和大众喜爱阅读的志书。两年来，为这套丛书的编写、培训作者、书稿评审在全国各地奔波，目前第一批已在出版过程中。在做这一个大套系的过程中,我的心得可以引用台湾知名出版人王思迅的一段话来概括：“在我刚入行的时候，对一个编辑的最好赞誉是，文笔很好。过了五年，最好的赞誉是，编辑流程管控顺畅。再过五年是，有创意，有想法。然后再五年，进入后工业时代，对编辑的最佳赞誉是做书很精准。这‘精准’二字，非常值得玩味。精准的意思是恰到好处。各方面都兼顾下的最佳平衡。……一个成熟的编辑人，最难与人分享的部分是，一本书的定位是往哪个方向多靠一点才对；解释到多深才是好的；成本、装帧、定价三者如何搭配最为有利。不是努力够不够的问题，而是努力到什么地方最恰到好处，并留下余裕，继续奋斗下一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