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俊

 前晚跑步时，听电台里陈奕迅唱《夜空中最亮的星》这首歌，突然想起了冀社，冀社何尝不是方志出版社二十年历史上最亮的一颗星？这想法一经萌动，免不了去论证。虽然看似学究味儿忒重，可确实就是我的本能反应。

 私下里提及冀社，潘家园东里9号的人总把他描述为“工作的疯子”。把一个热爱运动，工作、生活都安排得井然有序的人叫做“疯子”，我不知道这是否正确。但在其他方面说，这一比拟极其圆满地表现了冀社所给予他的同事的印象；他们实际上把他的工作激情认同到一个无出其右的地位。从2013年8月，一直到今天，人们对于这个人和他的贡献一直欠一句正式感谢的话。诚然，在日常交往中，人们也会说声谢谢。但就事论事，很快就过去了。就一个历史研究者的眼光来看，方志出版社在近两年，即在冀社担任社长之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在出版社二十年的历史上，也是最为浓墨重彩的一笔。在冀社那里，他为出版社当下和以后的发展都提供了足够的内容，甚至在稳固全国一流志书出版基地的同时，布局抢占其他出版阵地。

 这在多来年小脚走路的人看来，上面的做法太令人惊奇。但这不难理解。冀社是杰出学者和优秀企业家的综合体，而这种特质与陈腐守旧的思维相去极远。即使在整个方志界，他的崇高形象也是自成一家的。人们不能把冀社归入哪一风格。他不拘泥于任何“理论”，虽然在他制定的发展蓝图里，许多理论和策略可以找到一些影子据为己有。他似乎对出版的市场化改革情有独钟。崇拜者可以从他的讲话中采摘许多句子来支持他们的意见。可是他对于市场化的“无序”或“混乱”的蔑视是最为彻底的。像这样独立而又权威的一位社长，在表达看法时习惯于直截了当。但他词句，依然会如律师的辩护词一样严谨。一个人只要是感染上了冀社的工作精神，他就会认识到“真方志”这三个字的意义。

 一、这位杰出的实干家

 我们站在一个十字路口。我们大家都在找哪个方向才是康庄大道，不幸全都失败了。但当我们迷茫彷徨的时候，我们看见他宁静、庄严地向我们挥手，“跟我走，那里是路！”没有什么比这更值得我们去赞扬了。一年过去了，我意识到我对于冀社的了解比刚开始的时候还无知。的确，他是一位杰出的实干家。

冀社的方志事业形成一个一致的整体。就像在好的戏剧里每句台词都推进剧情一样，在冀社的十大工程中，每个工程都是“建设国家级专业志书出版基地”这一有机体的一个细胞，是在心中具有清晰目标的条件下制订的。这里没有资源的浪费，没有踌躇，也没有偏向，而是达到了帕累托最优。极少有人能够像他那样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作为一位杰出的实干家，本能地抓住了出版社发展的线索。不管是文化工程，还是一体两翼工程，它们总是服务于某一特定的、明确的目的；它们从来都不仅仅是文字的或政绩的游戏。这种理智的、清晰的战略规划，使我们放弃了许多临时的扰乱。这一完整的计划要是全部实现了，方志出版社的事业将会达到前所未有的巅峰。

 当然，在十大工程还未全部实现的今天仍需低调，但上述这些对于在黑暗中摸索多年的我们已经够幸福了；我们还必须着重指出冀社已经为出版社做过的几件事。

 首先，构建“三大体系”，破解发展瓶颈。长期以来受传统体制的影响，出版社资源出现条块分割、部门分割的情况，严重影响了市场资源配置手段作用的发挥。为此，冀社来社之初，就力主推动依法治社体系、质量保障体系、开源节流体系等三大体系的建设。确立“团结立社、制度治社、质量强社、效益兴社”的办社方针；建立五会制度（社长办公会、社务会、社月会、周例会、双周报等），研究布置全社工作；修改完善已有的规章制度；出台《关于图书印前质量检查的规定》《关于图书印制工作的规定》等新制度；对编辑项目实行成本核算制，等等。通过一系列措施，使出版社走上了依法治社的正确道路，企业声誉和个人效益显著提升。

 其次，推动“四个转变”，实现可持续发展。冀社认为，出版社要敢于革命，勇于转变，方能在激烈的市场的竞争中觅得先机。上任以来，冀社着力推动“四个转变”，即推进管理模式的转变，由人治向法治转变；进行生产方式的调整，由协议出版为主向编印发一体化图书出版方向转变；改变现有出版结构，努力实现由单一图书品种向多种类的图书品种转变；建立新的经营理念，由过去的封闭型出版管理向开放型出版管理转变。两年来，成果斐然。2014年，仅编印发一体化运作图书的数量就比2013年增长了1.75倍。

 最后，有必要罗列一下冀社领导大家创造的诸多“第一”。首次获得国家出版基金专项资助；首部省志入选“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首次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大型学术出版后期资助”，等等。更别提，员工职称聘任工作取得的突破性进展，职工食堂的成功运营。

 别忘了，这一切，都是在短短的两年时间内完成的。上述各种事实都能说明冀社是个杰出的实干家。

 二、这位理论学者

 作为一家方志专业出版社的掌门人，他的理论水平直接关乎着出版社声誉的高低。冀社可以说是深化了方志理论发展的理论。他的名字将与“依法治志”新的解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尽管人们可能举出冀社更多的方志理论成就，但和这一成就相比，其他就都处于次要地位了。

 “依法治志”一词在百度的中文世界近两年出现的频率已是遥遥领先于“依法修志”，渐呈越演越烈之势。冀社的大声疾呼终于见到一点效果。从入社开始，冀社就提出依法修志的升级版——依法治志。诚然，从来没有人否认这一点，就连方志理论同行也不否认这一点，冀社本人是最不否认这一点的。冀社曾这样阐释“依法治志”。他指出，新的形势下，依法治志的核心就是要实现“四个转变”：一是实现从单一修志到地方志事业全面升级的转变；二是实现从单纯依靠行政命令组织修志到依法修志的转变；三是实现地方志工作从封闭化到社会化的转变；四是实现地方志工作从随意化、简单化到专业化、科学化的转变。

 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在冀社的理论中法学和方志学是如何彼此渗透的。在宗旨上，并且在某种程度上也在实践上，它们是统一的。

 如果方志理论只是束之高阁，则前期的研究就将完全是贫乏的。有一点必然马上注意到，冀社他觉得有责任宣讲这一理论成果。来出版社之前，冀社从来没有在方志界活跃过。可是他实现了很多人所没能办到的事情：他将出版社打造成了一个方志知识输出的基地。2014年以来，很快出现了由一些优秀方志工作者所组成的核心，由一些不甚著名的追随者所组成的范围较广的团体，此外还有广大范围的、或多或少的肯定的信徒。学术讨论、讲座授课，冀社的足迹已踏遍了我国的大中城市，这使得地方上的方志工作者与平时难于接近的著名学者有更多机会沟通交流。冀社在走出书房看天下，指导同人治志书方面是他这位理论学者最与众不同之处，也是其他人实践的榜样。

 三、这位导师

 冀社来方志出版社的主要贡献现在都摆在我们面前了。那么为何要喻其为夜空中最亮的星呢？这个问题不是多余的。如果它是正确的，那么我们每个人明白这意味着什么。

 我们大多数人厌恶孤单，因此喜欢交流。我不去翻故纸堆，只看办社方针里“团结立社”四个字就蕴含着无限遐想的空间。我们站在十字路口，不停地争论向左还是向右，以至于错过一个春天又一个秋天，眼睁睁地看着曾经的文献兄弟坐着飞机走出了国门。冀社来了，他严肃地说，“向前走，那里是春天！”就那么一句简单的承诺“一年一小步，三年一大步”，就让久违的笑容重回大家的脸上，出版社又处处焕发出生机勃勃的景象。关于这一方面，冀社的确是个优秀的导师。对受教者来说，他指出了一条康庄大道，这结果体现着工作的人生价值，并且还含着达到目的的指南。

 说起导师，对于出版社的年轻人来说，无疑更具有一丝新的意义。能够在人生的紧要关头，跟如此优秀的人密切接近，这些心情是所有想上进的人都能够体会到的。没有什么词汇能够表明我们的幸运和他对我们的重要。我们能够如此近距离地了解冀社，了解他如何面对一个陌生的知识世界，了解他的问题在他面前表现的形式，也了解处理问题的手法。关于这一切，只要我们有心，越接近他了解得也越多。成功可以复制，冀社就是我们人生路上的重要导师，他将永远是我学习的榜样。

 在上述的思考中，我粗略地回顾了冀社的些许往事，试图展现冀社的一些精神风貌和工作态势。如果我这一支笨拙但负责任的笔能够引着人们回忆往昔，品味出版社两年来的变化，我就知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