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祖德

 方志出版社于1995年成立，至今已过去20个年头。我有幸参加方志出版社的创办工作，到2002年，整整干了7年，回忆往事，犹历历在目。在方志出版社成立20周年之际，写下此文，以志纪念。

 一　方志出版社的筹备

 1983年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恢复工作以来，经过十多年的努力，在全国范围内基本形成了党委领导、政府主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组织实施的修志格局，修志队伍有11万人以上，出版志书1549种，但是这些志书的出版由全国各地各类的出版社出版。这些出版社都有自己的专业范围，对地方志书不予重视，没有专门的方志编审部门与人员。各地志书编好后，到处找出版社出版，颇费精力。随着地方志事业的不断发展，陆续有大批的志书出版。方志界强烈要求有一家专门出版地方志的出版社，以适应新的形势需求。1995年，李铁映任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组长后，便立即着手进行方志出版社的筹备工作。

 1994年下半年，我从历史所副所长岗位调到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任副秘书长，开始筹备方志出版社。1993年3月11日，时任指导小组秘书长的郦家驹，向新闻出版署提交了《关于申请成立中国方志出版社的报告》。经过将近两年的努力，1994年11月29日，新闻出版署批准成立方志出版社，这对于加强志书出版的管理，完成修志任务，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出版社获得了批准，但出版社的命名却成了问题。原来我们在《关于申请成立方志出版社的报告》中申请成立“中国方志出版社”，新闻出版署叶树人对我说，凡是用“中国”命名的出版社要经过国务院有关部门批准，必须另打报告审批。经过我们商议，为了出版社早日开社，同意不加“中国”两字；同时也提了一些别的社名，如“地方志出版社”，等等。我的意见是，既然不用“中国”干脆就叫“方志出版社”，并获得了大家的同意。方志出版社在新闻出版署批了下来，但不等于马上就可开业，其间还需要经过一系列繁复的手续。

 首先是办理出版社的营业执照。根据工商行政管理局的规定，凡新成立的单位必须有一定数量的启动资金与办公地点，否则不予登记，开不了业。当时指导小组办公室的经费一年也只有23万元，每年开支捉襟见肘，自顾不暇，不可能拿钱给出版社作启动资金。至于申请国家拨款与自筹，在当时的情况下根本没有这个可能。最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帮助下，总算暂时解决了启动资金。至于出版社的办公地点，实际上是指导小组办公室租借历史所的两间办公室，办公人员与出版社人员挤在一起，十分拥挤，这也是当时的无奈之举。

 其次是领取社长、总编辑的“上岗证”。1995年2月24-28日，新闻出版署图书管理司与教育培训中心联合召开会议，对新建出版社与其他出版社新任命的社长、总编辑进行业务培训，由新闻出版署署长于友先、副署长杨牧之以及各部门负责人分别授课。我与霍力进、高延军参加，经过考核，成绩合格颁发证书。

 再次是要办理出版社开业前所必备的各种手续。如到北京新闻出版局办理注册登记手续；到中国ISBN中心领取书号，到国家技术监督局办理方志出版社的“企业法人代码证书”；到国税局、地税局办理出版社的税务登记，便于今后对出版社的查账、收税等。以上这些手续每一次都颇费周折，要办下来很不容易。

 再次是方志出版社领导班子的任命。由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向中国社会科学院打报告，请求任命出版社社长、总编辑的人选。1995年3月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人事教育局下文，任命郦家驹为方志出版社社长，我为总编辑兼副社长。有了这一任命，我们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开展工作了。

 最后是方志出版社的编制问题。我们向中央机关编制委员会上报《关于申请中国方志出版社编制的请示报告》。第一次郦家驹与我同去，以后我又跑了几次。当时国家正在紧缩编制，出版社批编制困难很大。经过多次努力，中央编制办于1995年4月13日正式批复“同意成立方志出版社，核批事业编制40名，经费自收自支”。从新闻出版署批准成立方志出版社开始，经过半年多的奔波联系，办理了众多手续，方志出版社终于在1995年5月正式开业了。

 二　草创中的方志出版社

 方志出版社成立之初，没有一分钱，没有一间房，没有一个人，是个“三无世界”。出版社迈出的第一步就是外出到地方去组织稿源。当时我向指导小组办公室借了一些钱，请指导小组办公室高延军同志陪同我去福建组稿。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任刘学沛同志是我的挚友，在他的支持下，我们与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签订的长期出版合同。回京途经南京，受到江苏省地方志办公室主任汪文超同志的热情接待，不但与江苏省地方志办签订了出版协议，而且还与南京六合印刷厂签订有关印刷方面的合同。接着，安徽省志办听说我们到了南京，立即派人接我们到合肥。时任安徽省志办主任王鹤鸣毕业于复旦大学，是我相识的学弟，签订了出版、印刷等方面的各种协议。就这样，我们用了11天的时间，去了3个省4个地方，签订了许多合同，可以说是“大丰收”。我们刚回到北京，江西省志办找上门来，当场就定下要出版几本志书。

 初期，书号条码请指导小组办公室黄淑琴同志代为保管，在历史所建所初期曾承担过历史所会计的杨品泉同志出任出版社会计。杨品泉成了来到出版社工作的第一人。李沛是出版社第一位正式编制人员，负责编辑审稿等工作，不久，李冬玲同志也来到出版社做编辑工作，这样，方志出版社算上我，共有4人。随着出版社人员的增加，长期与指导小组办公室挤在一起互相干扰，十分不便，出版社必须另找办公地点。当时出版社钱很少，要找像样的办公大楼根本不可能。经过几番奔波寻找，1995年11月15日，终于在北京丰台区北铁匠营108号找到了方志出版社的办公地点。这是坐落在许多矮平房中的一套房子，属于街道办主管，有一间水房和七间大小不等的房间。这七八间作办公室比较适合当时出版社的情况，主要是租金便宜，每月只要1000元。房子租下来后，经过一番扫除，并购买办公桌、椅子、小床、书架以及各种办公用具，我还特地从外面弄来一块木板，用白漆涂上晒干，再在上面写上“方志出版社”五个黑体大字，并亲自挂在108号门口,终于使这里像个办公的地点了。它是方志出版社的发源地，也是方志出版社成长的摇篮。

 地方志是一门专业性很强的学科。高等院校没有开设地方志专业的课程。地方志专业人才的不足，给草创中的方志出版社带来“先天不足”的不利条件。出版社一无住房宿舍，二无吸引人才的经济实力，办公条件太差，要招聘有一定水平的编辑人员是不可能的。我和郦家驹曾经想从大学毕业生中招聘，后来发现大学毕业生要在北京工作，接收单位必须有进京指标。出版社条件差，家在北京的大学毕业生不愿来，户口不在北京的外地大学生由于出版社没有进京指标，想来却来不了。出版社进不了人，进来的又留不住，这是个大问题。我与郦家驹几次商议，最后决定到离退休人员中去招聘编辑。这些老同志没有住房分配问题，不用医药报销，不用评职称，不用付养老保险金。而且他们工作经验丰富，编辑工作能力强，一到出版社就能开展工作。

 草创中的方志出版社人员少，谈不上有什么制度，遇到了什么事就临时决定，慢慢才形成制度。草创时期出版社的审稿只有两审制，后来才实行三审制。出版社条件差、工资低，但每个人工作量大、任务重。不是“一个萝卜一个坑”，而是“一个萝卜多个坑”。一个编辑人员的工作，包括与客户洽谈联系，到合同协议的签订；从书稿书信的往来，到写出审读意见；从出版前委印单手续办理，到印刷费资金的管理；从书号条码的发放，到出版后样书的催缴。如果印刷由出版社承担的话，还要了解纸张品种，经营成本计算以及了解印刷厂的生产能力、印刷质量、印刷价格、出版周期，做到心中有“数”，不让印刷厂“漫天要价”。总之，一本志书从联系洽谈签订合同开始，一直到志书出版，其中的每一个环节，每位编辑人员都要“一条龙”包到底。这与其他出版社的编辑人员所负担的工作量是不能相提并论的。草创时期的方志出版社迫使每一个编辑人员学会各种“本领”，以适应当时工作的需要。

 审稿质量对草创中的出版社来说是至关重要的问题，也是衡量出版社水平的重要指标。这些志书的字数，少则三四十万，多则上百万。一部志书在手，如何从头审起，如何能抓住关键，突出重点，这是审稿中首先必须解决的。根据志稿编纂的特点，每部志稿成书都经过编纂者的多次打磨，在文字语句上多加修饰，不会有多大问题。如果我们对数十万字的书稿作精读细审，进行一字一句的修改，费时费力，吃力不一定能讨好。但志书另一个特点是“众手成书”，政府中的各个部门各自为政，搜集的资料互相矛盾，数据各异，虽经主编统稿，也难免疏漏，出现各种“硬伤”。例如文中标题与目录、眉题不符；标题的字体、字号大小不统一；文中字距、行距不规范；标题与文中内容不切合，离题太远；编、章、节、目编纂体例不合理；历史纪年括注公元纪年不准确；同文中数据与表格数据各异，表格单一数据相加与表格合计数不符等。同时还要重点审读凡例、序言以及宗教、民族、统战、“文化大革命”、人物评价等敏感内容。编辑人员把主要精力放在审核志书的硬伤上，切中志书编纂过程中的要害，并通过实践制订《审稿须知》，能很快找出志书中的许多毛病，人人都成为审稿能手。

 草创中的方志出版社经过三四年的打拼，出版了大量的志书。1995年出版50部，1996年85部，1997年130部，1998年180部，志书出版逐年增长，影响力日益扩大。在这445部志书中，有许多属于质量比较高的作品，引起人们的关注。

 现凭我记忆，试举几例。《江永县志》是一部非常有特色的志书，其中的“女书”十分引人注目。所谓“女书”，是古老的江永地区长期流传的民间习俗，妇女之间用一种秘密的文字，进行交流。书信往来被男子发现，由于不识“女书”，也不知书信的内容。妇女之间，互相习传，代代相传，流传至今。《江永县志》对“女书”产生的原因，“女书”在妇女之间交流的情况，“女书”的字体语句的列举等，都作了详细的介绍与叙述，引起许多古文字、古文献学者的研究，并出版了《“女书”辞典》与大批研究文章，也引起世界文化组织的关注。另一部是《大足县志》，对大足石刻的历史渊源、所遭受的历史劫难、石刻所反映的历史故事以及现存石刻的各种保护等都作了详细的介绍。尤其可贵的是志书编纂者以素描的形式，对石刻的全貌作了缩影，并配以图片，可谓图文并茂，很有特色。大足石刻是全国著名的旅游景点，是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单位之一。《大足县志》的出版，引起社会的极大反响。1997年，指导小组在全国举办“新编地方志优秀成果评奖活动”。方志出版社在短短两年出版的100多种志书中，有12部志书获奖，上述的《大足县志》就是其中之一。

草创中的方志出版社虽然身居陋巷简屋，人员稀少，但每一个人都怀着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去创造业绩。凡是到过出版社的方志界朋友，无不被我们这种“白手起家”的努力所感动。有的同志撰文称，“我目睹了建社之初出版社同人在丰台区十分艰苦的办公条件下，为首轮方志出版辛勤耕耘的场景”“就我接触到的方志界同仁，对方志出版社的一个共同感觉是：为人实在，干事实在”A。有的还说：他们编写的志书，“自认为成熟度比较高，但是方志出版社负责初审的责任编辑们，仍能提出不少中肯的修改意见和建议，包括帮助改正极个别未校对出来的错别字和错误标点；负责复审的同志则都能对初审意见进行审核、甄别，并都有或多或少的校正，还能在初审意见之外提出一些新的修改意见和建议。”“这些意见，对我们提高出版物的质量和水平，避免一部内在质量好的书功亏一篑，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B方志出版社以高质量的审稿水平受到广泛的好评，在方志界创出了品牌，站稳了脚跟。在全体创业人员的努力下，取得了较大的成绩，积累了三百多万元的资金，并购买一辆“捷达”牌小车作为员工上下班的交通工具。到北铁匠营三年租赁期满，草创中的方志出版社就开始另谋发展。

 三　在困境中谋发展

 1998年10月15日，这是方志出版社一个喜庆的日子。就是这一天，我们从破旧的北铁匠营搬到了丰台区角门北路甲8院新居。如果说出版社在北铁匠营是为了求生存的话，那么到角门北路新居之后是为了谋发展。但是出版社在谋发展道路上并不是一帆风顺，而是困难重重。

 新闻出版署规定，出版社必须对编辑、印刷、发行三个环节严加控制，其中任何一个环节“失控”，那就是买卖书号。这对方志出版社来说，要控制印刷、发行是非常困难的。新编地方志由“党委领导，政府主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组织实施”。这就决定了志书的出版，从印刷到发行，自始至终都是政府行为。从印刷来看。新编地方志是“官书”，出版经费由政府出资。政府部门出于“肥水不外流”的想法，大多找自己的下属印刷厂，或者找印刷费用低的印刷厂。方志出版社没有自办的印刷厂，北京地区的印刷成本较高，因此志书印刷绝大部分由各地政府部门自己联系。印刷经费由政府掌握，出版社对印刷是无法控制的。再从发行来看。新编地方志既然由政府出资，印刷的数量必须根据政府的需要而定，出版社无权干涉。这些志书出版以后，绝大部分由政府下文给有关下属部门或企业单位，规定购买或分发一定数量的志书，基本上是“自产自销”，出版社不可能越俎代庖来自办发行。

 根据上述地方志编、印、发的情况，方志出版社触犯了“禁止买卖书号”的规定。方志出版社的特殊性与其他图书正常出版形式有所不同，始终贯穿着政府的行为。方志出版社如果离开了政府行为，想通过发行获得经济效益，这是不可能的。新编地方志的特殊性，新闻出版署在“禁止买卖书号”的文件里一直把地方志列入“协作出版”之中，不作为“买卖书号”对待。如新闻出版署1989年〔295号〕文件明确指出：“地方志、党史资料可视为学术著作，如系协作出版不可查处。”1991年〔287号〕文件规定：“地方志可以在当地有关专业出版社协作出版。”

 1998年，有人向新闻出版署告发方志出版社“卖书号”。1999年年检登记暂不通过。年检没有通过，也就不发书号了，许多约定的志书无法出版。出版社处于停滞状态。我们不得不跑断腿，磨破嘴，写报告，说情况，据理力争。终于在1999年下半年通过年检，整整折腾了半年多时间。此后又历经几次举报风波，新闻出版署图书司综合处要求出版社进一步健全制度，主要有三条：一是为了堵塞漏洞，出版社应派人去印刷厂直接监督；二是出版社在印刷方面要建立图书出入库制度；三是图书出入库制度还必须在资金账上有所反映。

 出版社连遭三年“制裁”，不是被停发扣发书号，就是停业整顿，停业整顿的缘由是与安徽省地方志办公室签署《安徽省志》10种书出版合同，1999年安徽省志办要争当全国第一个完成第一轮省志出版任务的省份，以此向50周年国庆献礼，安徽省志办相关部门为完成任务，瞒着出版社用一部省志的书号印了多部省志，这种瞒着出版社的“盗用”书号行为害了安徽省志办，也害了出版社。出版社陷入困境之中。新闻出版署当时对盗版书籍屡禁不止，防不胜防。方志出版社在印刷方面的管理与措施，可谓十分严格，但对这种“盗用”书号也同样防不胜防。但不管怎样，出版社在印刷方面出现了“漏洞”。据出版社1999年财务统计，由于上半年没有书号，当年6月份的账户竟亏损65109元，实际留存金额降至177940元。出版社虽然遇到了上述种种困难，但必须在困境中谋发展。从发展角度看，出版社必须以出版各地志书为中心任务，不断提高图书编校质量，多出书，出好书。同时也要加强内部自身建设，健全各项制度。在努力完成这个中心任务的基础上，出版社还必须扩大出版范围，改变经营思想，适应时代潮流，在生存中谋发展，在发展中求繁荣。出版社为此作了一些努力：

 第一是编辑人员的引进，2000年，出版社引进李江、李占领、夏红兵等同志。李占领任总编助理并负责总编室工作，夏红兵任社长助理之职，李江从来出版社后从事编辑工作。这三位同志的到来，使出版社的编辑人员增加为7人，再加上社外编辑人员，实力不断增强。到2001年，出版社筹建第二编辑室，公开向社会招聘12位编辑人员，全社编辑人员一度达到26人之多。

 第二是制定出版社的各种规章制度。

 随着条件的改善，人员的增多，方志出版社在工作中逐渐形成一套规章制度，例如合同制、审稿制、委印单制、税票管理等，为保证出版社工作顺利进行起到了积极作用。1997年11月，出版社制订了《方志出版社人事管理条例》。2000年制订了《方志出版社工作条例》。到2002年2月，制订了《关于选题论证与审批的管理办法》《关于书稿档案的管理办法》《关于总编室的职责规定》《财务管理制度》等一系列制度。这些制度都是通过办社实践逐渐积累的经验总结，对出版社的发展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第三是提高编审水平，出版较高质量的志书。

 方志出版社的审稿质量，得到方志界的好评，实行书稿“三审制”后，审稿水平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出版了许多质量较高的志书。《唐山市志》是我记忆深刻的一部志书。此书其中详细记录了唐山大地震的全过程，对震前的种种迹象，地震中许多灾民的口述，震后所造成的惨烈景象，政府在救灾中的各种措施以及唐山大地震后的重建等等，并配以各种图片。这是一部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实录文献。又如苏州五个小镇丛书的出版。这套丛书是在苏州工业新区开发中，原本五个小镇行政地区消失，为了抢救这五个小镇的大批历史资料，出版社派人帮助他们编纂与修改了这套丛书，填补了苏州工业新区之前的历史空白。

 还值得一提的是关于《新编中国优秀地方志简本丛书》（以下称《简本丛书》）的编纂。众所周知，新编地方志部头大，价格贵，很难走向社会，面向大众。1997年在全国志书评奖会议上李铁映同志提出，要从已经出版的志书中改编一套“简本丛书”。简本部头不大，价格不贵 ，携带方便，更有利于志书走向社会。方志出版社根据李铁映的指示，决定先从178部获奖志书中选取，编纂《简本丛书》。此书由指导小组副组长王忍之任总主编，具体组稿、编辑由李沛同志负责，很快就出版了《简本丛书》第一辑，共8部书稿，第二年又出版了第二辑。《简本丛书》的出版获得了社会的广泛好评。王忍之还从出版社要了两套，送给李铁映同志。这套《简本丛书》是出版社自主操作，扩大出版范围的初步尝试，并取得三十多万元的经济效益，尝到了甜头。

 第四是编辑《新编地方志总目提要》。

 受《简本丛书》出版的启发，进一步扩大出版的范围，出版社又编辑了《新编地方志总目提要》一书（以下称《总目指要》）。该书拟仿照《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形式，将新编志书以条目的方式把内容概括在3500字之内，做到一书在手，可以纵览全国各地志书的概况，为广大读者提供大量的资料信息。该书由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常务副组长郁文同志主编，先从县志入手。通过《总目提要》的编辑，想要达到四大效益：一是有利于志书的应用，扩大影响力，收到较好的社会效益；二是全国两千多个县入编，每个县购买一部或两部《总目提要》，就有四五千部发行量，再加上全国图书馆及其他单位购买，经济效益相当可观；三是为了便于审稿，每县随条目附赠样书一本。两千多部志书是个不小的财富；四是把两千多个县的撰稿人登记在册，形成一个全国县级的联络网，便于今后调查问题，了解情况，有利于今后出版社的图书发行。此书由赵慧芝同志负责组稿、编辑。我们还邀请小组办公室的傅能华、周均美同志协助审稿，编写“条目撰写说明”，撰写四个样稿供各地参考，又写了《征稿启事》，动员全社人员开出两千多张信封发往各地。《征稿启事》发出后很快得到热烈的响应，大量稿件与样书源源不断地寄来。到1999年底，据初步统计，共收到900多部志书条目与900多部样书。《新编地方志总目提要》于2006年3月出版面世。

 第五是筹备出版社的“第二编辑室”。

 政府出版志书的特殊性，决定方志出版社只能是低水平收入，因为我们服务的对象是政府部门，我们只能从政府计划拨款中取得微薄的收益。这些志书不可能像其他出版社出版的“畅销书”那样，获得丰厚的利润。为了改变出版社的经营方式，另谋出路，把专门出版各地志书的作为第一编辑室，开始筹备第二编辑室。第二编辑室的任务就是效仿其他出版社的经营方式，自己策划选题，自己组稿，自己编、印、发，力争出好书，出“畅销书”。2000年9月13日，我们在《北京晚报》上刊登招聘启事，从30多位应聘者中录取12人，并进行一个月的培训，让他们熟悉地方志的性质与现状，同时也了解他们的编辑思路与工作能力。其实第二编辑室是大有可为的，我们可以编写有关方志的许多工具书；可以从全国两千多个县志中辑录或编写《全国土特产大全》《中华风俗通义》《全国名胜古迹概览》《中国民间谚语、顺口溜汇集》《中国六十年代人口变化分析研究》等书籍；也可以联系有关单位组织编写《中华百年老店》《中华老字号》《中国现代企业名人录》《中国现代著名公司企业概说》，等等。第二编辑室与第一编辑室两条腿走路，各有分工，使出版社开阔了视野，走出一条创新之路。我离开出版社后，第二编辑室解散。

 第六是开办“方志书店”，建立发行部。

 我们在2000年向工商管理部门申请开办方志书店的营业执照，出版社出资20万元作为书店的启动资金，并组成了一个团队。出版社又建立发行部，与书店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只是对内对外不同而已。从指导小组办公室调入章文同志担任书店经理，并出任方志出版社发行部副主任。书店与发行部成立后取得了很好的效益。

 多年来，方志出版社在十分艰苦的环境下成长起来，同志们白手起家，努力奋斗，克服了种种困难，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仅根据2000年的不完全统计，五年内共出版各种志书565部，创利600多万元，固定资产180万元，上缴国家利税102万元，流动资金450万元，入库图书17000多部，时值总码洋150多万元。原指导小组常务副组长朱佳木评价：“出版社自1994年成立，在没有国家拨款的情况下，白手起家，艰苦创业，发展到现在这个规模，很不容易。”“我们应该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去看待事物。一件事做起来有这样那样不足，但这件事从无到有，这就是最大的变化。”“它可能存在一些问题，但是没有和有，这就是质的区别。你可以说一件事情有这样那样的好处，但是这件事情到现在还没有，这样那样的好处只是可能性，并不是现实性。你也可以说一件事情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这件事情有了，我们可以在有的基础上进行改进。所以，功不可没这句话不是客套话。”朱佳木同志对出版社这段带有哲理性的评价，是对我们这些创业者的最好肯定与鼓舞。

 2002年11月11日，这是我留在出版社工作的最后一个日子。在这天的告别会上，我与曾经一起创业的同事们说过这样一段话：“方志出版社就像我们自己的孩子一样，看着它在我们手中逐渐成长。‘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我退了以后希望大家像爱护自己孩子一样爱护出版社，因为得来很不容易，要倍加珍惜，把出版社办好。”现在20年过去了，如果把我们在北铁匠营创业比作婴儿的话，那么方志出版社现在正是朝气蓬勃的青年。在此我衷心祝愿方志出版社兴旺发达，为地方志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A王志邦：《与时俱进，再创辉煌》，《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5年5月。

B荀德麟：《深巷新酿香四溢》，《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5年5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