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型方志——­《中国名镇志∙乌镇志》

                                 盛志章

乌镇是江南水乡名镇，是现代著名作家茅盾的故乡，近年来，因世界互联网大会每年在此举行，成为家喻户晓的旅游休闲地。在第四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之际，《中国名镇志∙乌镇志》正式出版，与读者见面。这也是乌镇的一件文化盛事。我多次去过乌镇，但读了这部志书后，更加深了我对乌镇的认识。乌镇的历史文化底蕴如此深厚，乌镇的发展如此令人振奋！

地方志是中国传承久远的文化形式之一，具有“资政、存史、教化”的作用。编史修志成为炎黄子孙世代相沿的文化传统，也是华夏文明历劫不灭、浴火重生的文化基因。浙江作为“方志之乡”，地方志编纂底蕴深厚，无论是省、府、州、县志的编纂，还是乡镇志的编纂，都不乏名家名作。如《澉水志》（今海盐县澉水镇）和《乌青记》（今桐乡市乌镇），就是浙江最早编纂的一批乡镇志。

乡镇志的编纂，相比府、州、县志编纂，总体上来看，在内容上记述显得更“细”一些，在特色的体现上更“土”一些，在事物的反映上更“碎”一些，在文字体量更“少”一些，在志书作用发挥的范围上也更“窄”一些。但从《中国名镇志∙乌镇志》的内容来看，却超越了以往乡镇志编纂的这些常规。

首先，镇志的编纂面貌一新，让人感到图文并茂、雅俗共赏。

图，是志书的重要体裁之一。推究方志的源头，恐怕可从“河图”、“洛书”说起。古代天子治理天下，对于天下山川形势、风土人情、气候特产、历史沿革等必须究察。清代学者黄宗羲在《易学象数论》中认为河图、洛书是当时四方所上的如后世图经一类地理书。到后来的图经（志），无论是对于中央还是地方的官员来说都是必备的工具。自唐至宋，是图经（志）盛行的时代。正如司马光所讲：“《周官》有职方、士训、诵训之职，掌道四方九州之事物，以诏王知其利害。”由于受测绘技术和印刷技术的影响，宋以后方志偏重于文字记载，出现了志书无图的现象。但图作为志书的重要体裁，其功能是文字所不能替代的，一直为后来的方志学者所重视，如清代戴震认为：“地图及沿革表，志开卷第一事也。”章学诚也认为志不立图，“而形状名象，必不可旁求于文字。当今经济社会飞速发展，科技发达，影像技术普及，极大地丰富了可入志的图照资料。《中国名镇志∙乌镇志》按照志书条目体例，以文字记述为经、以图像展示为纬，图文精美，相得益彰；使记述形式活泼生动，更加丰富、形象、鲜明地反映出乌镇的面貌。编纂者精心选用了如此丰富的图照，开卷就能体会到为读者着想、为后世存记忆的良苦用心。这也体现出了志书编纂设计者在图照这一体裁运用上与时俱进的创新探索。

其次，镇志乡土气息浓郁，从阅读感受来说，能勾起乡愁、引动乡情。浓郁的乡土风味是乡镇志旺盛的生命力所在。《中国名镇志∙乌镇志》引人之处，也在于此。志书中花了大量的笔墨记述了当地的人文历史、乡风民俗、名物特产、景物遗存。品读志书，可以了解乌镇的沧桑变迁，仿佛使人感受到它是由江浙无数水乡小镇凝结而成的一个历史缩影。从春秋战国时期的越疆吴界到隋唐以来因运河而商贾云集，特别是近千年来，山河易色，家族兴替，这里的人们虽历经战火的洗劫，但仍然世代坚守，使这块土地呈现勃勃生机。无论是生于斯、长于斯的乡人还是异地而来的游子都能勾起对乡村的记忆，体味那“唐代银杏宛在，昭明书室依稀”的乡土情结。

三是镇志通过记录历史展示了乌镇的发展规律，充分发挥了中国名镇志的示范效应。“修志问道，以启未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了快速发展的历史时期，特别是城镇化城市化建设的加快推进，给基层的乡村面貌带来了历史性巨变。《中国名镇志∙乌镇志》的编纂者们很好地把握了这一历史发展脉络，如实地记录了这段发展进程。读了志书，令人感到作为中国江南历史文化名镇的乌镇，重振辉煌，令人刮目相看。改革开放以来，乌镇人在当地党委政府的带领下，坚持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走自己的发展路子，形成了旅游开发和古镇保护相结合的“乌镇模式”，紧随全球信息化发展的大趋势，抓住世界互联网大会召开的机遇，使历史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文明交相辉映。乌镇的建设和发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探索城镇化发展规律积累了经验，提供了素材。《中国名镇志∙乌镇志》的编纂充分发挥了中国名镇志的社会效应，为浙江以至全国的小城镇建设提供了借鉴和启迪，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志书编纂提供了一个新的样本，是中国名镇志丛书编纂结出的丰硕成果，相信这样的硕果在中国这块方志文化的故土上会结得越来越多。